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ClaesBang饰）和妻子离婚后，带着小女儿（LilianneMardon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克里斯蒂安在一间艺术馆里担任策展人的职位，最近，他正在筹划一项名为“方形”的装置展览，希望宣扬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积极向上的理念。　　一场意外中，克里斯蒂安的手机被偷了，通过GPS定位，克里斯蒂安找到了偷手机的小偷所居住的公寓，深夜里，克里斯蒂安向该大楼的每一户居民家的门缝里塞进了一张指控书，哪知道这不经思考的举动，为他惹出了大麻烦。为了宣传展览，克里斯蒂安找来了传媒公关公司的代理人，哪知道这两个不靠谱的男人，很快就将这个展览搅成了一锅粥。祸不单行，克里斯蒂安和女记者安妮（伊丽莎白·莫斯ElisabethMoss饰）之间的一段露水情缘让安妮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自由广场》剧照

曹柳莺：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是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比较生猛的北欧导演的代表，他的上一部作品《游客》（2014）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自由广场》（2017）入围主竞赛，并且被阿莫多瓦领衔的评委会选为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自首映过后，对《自由广场》的评价比较两极。

奥斯特伦德从1990年代就开始拍摄滑雪电影和纪录片，他是一个在地性很强的导演，成长和教育背景都和瑞典社会，尤其是哥德堡这座城市紧密相关。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吉他蒙古人》拍摄于2004年，在这部长片里，我们就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他对于固定长镜头的偏好，以及对于「人类道德困境」这一母题的执着。这些元素都在他日后的作品里不断地复现并且发展，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自由广场》。

《自由广场》剧照

曹柳莺：在首映后，这部影片引发了非常两极的讨论，有人觉得它真诚且犀利地剖析当代社会，也有人觉得它描绘的角色人物过于城市化。凯梅老师对这部影片总体的评价如何？

王凯梅：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这不仅是一部当代电影，也是一部以当代艺术作为主线索的电影。

曹柳莺：奥斯特伦德是一个本土性很强的导演，在创作上他很警惕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霸权。他到现在为止的创作，是紧紧扎根瑞典本土或者说北欧社会的。对于有旅居北欧经历的观众来说，应该会更有共鸣。凯梅老师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也会感到特别亲切吧。

王凯梅：没错，我在斯德哥尔摩住了10多年，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觉得特别亲切。瑞典在欧洲算是一个领土相当大的国家，国土成狭长型南北延伸，分出东西海岸。奥斯特伦德出生在瑞典的西海岸，哥德堡附近的一个小城市。而瑞典的东海岸指的是在波罗的海边的斯德哥尔摩。

瑞典 斯德哥尔摩

东西海岸人的性格差异也是很有对方特色的，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这两个大城市之间爱恨相加的感觉，就像北京和上海的性格对立，或者所有国家两个大城市之间的攀比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趣味。

瑞典 哥德堡

奥斯特伦德出生在大西洋岸边的西海岸，少年时代的他爱冲浪，后来又玩高山滑雪，这些爱好后来成为他早期电影中的元素。

《自由广场》中那场丢钱包的戏是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个叫Odenplan的广场拍摄的，这是一个与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发展史以及瑞典的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的地方，Oden是北欧神话中掌管天庭的神的名字，而这片广场所在的斯德哥尔摩北城区在20世纪初期，是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和工厂区，在工人运动高涨的上世纪20-30年年代，这里还是游行聚会的地方。

《自由广场》剧照

近年来，整个瑞典社会在变化，城市建设跟世界很多大城市一样，正经历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改变，市中心这类曾被工人阶级占据的地区，被城市中的精英阶层逐渐取代。比如在影片中主人公走过的广场，远处是上世纪初的老楼房，近处看到的是一些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最近十几年，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许多老城区在经历这种城市改造的现代化，绅士化进程。《自由广场》剧照

曹柳莺：不妨我们结合主人公Christian的角色设定深入讨论。Christian是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他有包容的一面，但也有人性阴暗的一面，他光鲜的背后存在着危机。凯梅你觉得这样的人物是不是代表了瑞典甚至大部分北欧人，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相对真实的生存状况？

王凯梅：我比较认可你的结论，导演说他就像小手术刀一样去剖析社会的毒瘤。Christian是典型的福利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导演自己也在瑞典福利社会最鼎盛的时期，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虽然他成年后的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他内心还保留着善良的信念。

正是这群中产阶级阶层，构建了整个北欧社会稳定富裕发展的基础，Christian又处在精英阶层的顶层皇冠——他是皇家美术馆的馆长，影片中美国记者跟他争辩时说的一句「你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你在用你的权力去达到你的目的」。

导演用了很多细节来塑造人物，使其有血有肉。他的房子是一栋位于市中心高级住宅区的古典建筑。当他去找移民小孩的时候，他选择开特斯拉而非跑车，暗指他的环保意识。而移民小孩住在非常普通的居民楼，古典建筑与普通居民楼形成了对比。

《自由广场》剧照

二战后，瑞典经济迅速发展，五六十年代在欧洲领先，农村人口奔赴大城市工作。但瑞典本地人口非常少，还要办大型工业企业，比如沃尔沃、萨博，因此它急需安顿大量移民工人。这时瑞典政府推出了百万政策，要在10年内建造能给100万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城区，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的附近纷纷建高层楼房住宅区。

《自由广场》剧照

随着阶级分化的不可避免，许多这样地处郊外的城区变成了移民聚集的「贫民区」。影片中带着中东口音的小男孩，就住在这类移民区。而Christian的两个孩子，有着北欧经典的金发碧眼造型，与移民小男孩所代表的外来的、他者的、工人阶级、贫困阶级所对立。

《自由广场》剧照

曹柳莺：导演设置了Christian与移民阶层的一些对手戏，比如和这个移民男孩，他也许可以被看作片中最纯净的一个角色，他用一种最童真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大人的虚伪与不道德的指控。

同时，导演在片中也描绘了一些女性形象，比如主人公去711拿包裹的时候，遇到门前乞讨的吉普赛女士。主人公说我不能给你钱，但是我可以给你买吃的，那位女士提出「不要洋葱」，凯梅你觉得导演有没有刻意去制造一种对立或反差？

《自由广场》剧照

王凯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瑞典性的社会问题。

在九十年代甚至千禧年初的时候，瑞典城市街头几乎看不到乞丐，最多只是弹唱艺人。而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欧洲社会环境发生改变，近十年来难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乞讨者在瑞典城市乡镇的街道上开始出现。对于瑞典人，给不给乞丐钱，这是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

瑞典这些乞讨者大多是从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中欧国家过来的吉普赛人，欧盟国家解除边界，劳动力自由输出，加剧了大量的吉普赛乞丐来到瑞典这些乞丐极罕见的北欧福利国家。

去过欧洲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如果你在意大利或是西班牙遇到吉普赛人的话，你根本不觉得奇怪，因为这些人就是城市的景观之一，他们本身就是那里的主人，是整个南欧文化的一个部分。

但在北欧吉普赛人就很少，2010年前几乎没有沿街乞讨的人，但近十年间乞丐成了随处可见的社会现象。到底该不该给他们钱的问题在瑞典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讨论。

导演并不是抹黑这种现象，而是公正地抛出问题。乞丐也是人，当然可以对自己想吃什么提要求。所以影片中这个桥段的出现，Christian陷入两难，他本能地认为给乞丐买面包，应得到到对方的感激，可是他也在纠结，又觉得对方的要求并不过分，就是一个乞丐也有选择自己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的自由。最终他找了个折中的办法，把面包给了这位女士，让她自己挑出洋葱。这也是电影中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方。

曹柳莺：是的，可能在北欧的精英阶层的心中都怀有一个「人人平等，生来享有权利」的信念，他们希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够发声。

这让我想到影片中另一个桥段：他们在美术馆分享时，观众席坐着一位有癔症的男士。尽管是白人形象，但很明显他属于边缘人，他不断发出咒骂声打乱交流。我们更直觉的态度是禁止他扰乱公共秩序，并请他离开。但很神奇的是，影片中从台上的主持人到底下的观众都觉得应该包容他。他的行为不属于社会的常规范围之内，他自己备受痛苦，而我们不应该再给他更多的痛苦，这是一个非常北欧的反应。

王凯梅：对。二战之后，瑞典从农业国家向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发展，瑞典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形成人人平等、全民福利、消灭阶级的梦想，但这个梦想，随着1986年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刺杀案受到威胁。2000年后，瑞典成为吸收难民人数最多的西方国家，瑞典人愿意去用自己的善良来去理解这些比自己境况差一些的人。

2010年前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难民在整个欧洲形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瑞典民主党的极右派党在选举中得到更多的票数支持，希望通过税收来适当平衡贫富。整个瑞典社会是福利社会，虽然近些年遭到了震荡，但人人心中还是保留了对弱者的同情与善意。

《自由广场》剧照

曹柳莺：面对北欧社会近几年的震荡和变迁，影片借用当代艺术对于社会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反馈，就像片中叫「方形」的装置艺术。在策展人的思路里面，「方形」是一个充满信任与关爱的场所，人们共享权益与义务。凯梅你怎么看影片中当代艺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功用？

王凯梅：导演就像一个社会观察家。当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满足后，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精神需求。当代艺术越来越社会化、年轻化和技术化，同时也是对社会问题做出敏锐反应的载体。

导演拿当代艺术作为权力机构的象征，对其调侃，这一点是非常敏锐的。在一个影像艺术可以表达观念的时代，语言变得贫乏或者复杂，所以在当代艺术的读本中，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到底想说什么，为什么要把「1+1=2」的事情复杂化？而对这种故意的复杂化的调侃，是导演采取的一种策略。

「展览作为一个非空间，作品作为一个非存在的…」影片中美国记者问馆长的那段话其实不是导演自己写的剧本，而是他从一篇关于当代艺术的论文中节选出来的，对于当代艺术文本不可理喻的反讽非常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导演认为当代艺术就是无用之物，相反他认为当代艺术极具敏感性，可以直接反映或点评社会问题，这也是「方形」这件作品出现的原因。

《自由广场》剧照

曹柳莺：据我所知「方形」这个艺术装置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过。

王凯梅：对的，在瑞典南方一个美术馆的一个展览上确实有这个作品。导演在创作初期走遍了瑞典和欧洲的各大美术馆，影片开头，一群工人把一座巨大的国王雕像请下马去，让灯轨代替国王雕像所在的位置，这个灯轨就代表着「方形」。这个把皇帝拉下马去的举动标新立异，影片中美术馆的原型就是斯德哥尔摩的王宫。皇室失去了神圣与尊严，变成大众随时可进的艺术宫殿。影片中的广场，包括「方形」所表达的人人平权、共同平等，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信念。

曹柳莺：提到作品「方形」，导演也是花了很多笔墨去描绘美术馆，以及公关团队试图做的推广宣传。他们想出了较极端的想法，让一个乞丐模样的小女孩在「方形」里被炸飞，这支广告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导致了Christian的引咎辞职。

导演通过这一整个线索，其实是在讨论社交媒体，包括当代的一些自媒体在公共意见和公共观念的塑造上的一些作用。凯梅可以在这方面分享你的看法？

王凯梅：这体现了导演极其有远瞻性，他是2015年写的这个剧本，就讲到社交媒体会引发社会舆论、替代新闻媒体。PR公司两个小伙子为获巨大流量的手段，就像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把奥斯特伦德的电影看作社会研究的话，会发现他的电影中具有一种惯性。在2009年，他拍摄了一部叫做《银行事件》的短片，故事源于他亲眼所见。当时他和他的朋友站在百货公司门口，突然看到两个戴着头盔面罩去抢银行的年轻人。他们完全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是假，就持续跟踪这件事，并写成一部剧本。用一镜到底的方式，让观众自己自行判断。

曹柳莺：我觉得《自由广场》整个结构是比较松散的，这种小故事的连缀也很符合当代社交媒体下扁化的影像带给我们的影响，也许导演是无意识地使用了这样一个逻辑。

电影里还有一些有趣的元素，比如大猩猩这个符号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一个是被喂养的猩猩，另一个是晚宴中由人扮演的猩猩，进行了一场骇人惊闻的行为艺术。凯梅可以讲一讲你对大猩猩在影片中的符号所指吗？

王凯梅：我之前看过导演的采访，他说小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当大猩猩来养。大猩猩的家庭是动物界最有爱心的，在给它足够自由的同时，妈妈又永远站在小猩猩的身边呵护它，所以猩猩对导演而言有一种亲近感。

影片第一次出现猩猩，这种神来之笔，有点像当代艺术，你若真要追究它，为什么是红色的，而不是蓝色的话，也没有特别标准的解释。

《自由广场》剧照

猩猩的第二次出场，是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里的艺术表演。导演先讲丛林法则，如果你不吭声，就可能幸存，反应越大越有可能被吃掉。与此同时，扮演大猩猩的演员的表演越来越激烈，在场的人都在博弈，是看着自己的同类被吃，还是出手相救，这是一场人性测试。

至于现实中会是怎么样，导演没有评判，他从来没有像道德审判官一样去点评，只是把故事的起承转合摆观众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两出戏都有一些当代艺术的笔法。

曹柳莺：我觉得奥斯特伦德是挺勇敢的导演，他敢于挑衅观众，这也是当代艺术非常犀利的部分，把观众推向一个极端的情境，去思考自己如何抉择。

《游客》剧照

王凯梅：这也是奥斯特伦德影片的一大特点。他之前的获奖片《游客》（2014）也让观众处在同样的境况之下。影片只用10分钟就说完了故事背景：一家四口出去滑雪，不料遇上雪崩。父亲提起手机就跑路，把孩子和妻子留在原地，这位父亲要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情节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分析，会发现《游客》引起的争论远比《自由广场》要大。南欧观众对《游客》的反响是非常消极的，但制片人发现影片越往北发行，就越受观众欢迎。由此可见，导演像一个做田野考察的社会学家，把每一个案例放在不同的国情当中，让大家去煎熬灵魂。

曹柳莺：《游客》这部片子的版权也被好莱坞的公司买下来，但吉姆·拉什翻拍的《每况愈下》（2020）似乎在美国的评价也没有那么好。

王凯梅：对，这部片子在美国影评人中反响很差，觉得是一个无厘头的事情。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不同国家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这是挺好的一个线索，如果国内的导演也有意引进此片，可以多想想在国内的语境与传统的观念中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永远的莉莉亚》剧照

曹柳莺：最后请凯梅多多推荐一些北欧电影？

王凯梅：说起北欧电影，大家最熟知的莫过于英格玛·伯格曼导演。北欧电影在整个电影史上叫做小国电影，最普遍的路径是走电影节，面向更多的观众展映。

当地人特爱看高票房的类型片，比如警匪片。当时BBC还专门做过一个片子讨论为什么在天堂般的北欧会出现这么可怕的犯罪，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太好了，所以需要想象一些黑暗的东西来填补他们相对平稳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千禧年三部曲》（2010），原著小说是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写的。

另外很重要的导演鲁卡斯·穆迪森，1998年他拍出了《同窗的爱》，2004年又出了新作《永远的莉莉亚》，关注欧洲柏林墙的乱象，以及人被当作牲口从东欧卖到富裕国家的故事。

小国电影的一个特征，很多导演并非瑞典本土人，他们是移民导演，跟随父辈或祖辈来瑞典长大，母语是瑞典语，渐渐进入到电影行业当中。

2019年，有一部提名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瑞典电影《然后我们跳了舞》，导演列万·阿金是在瑞典长大的格鲁吉亚后裔。影片拿到了瑞典电影协会的赞助资助，讲述了格鲁吉亚的同性恋的故事，但同性恋在格鲁吉亚几乎违法，这部影片给当地的年轻人带来相当大的震撼。

《然后我们跳了舞》导演列万·阿金

小国电影的另一个特征是女性导演特别多。我为大家介绍一部「极地光影」曾放映过的《萨米之血》（2016），影片讲了萨米人的历史传统以及身份认同。

此外，瑞典导演、演员到好莱坞发展是一个传统，比如大名鼎鼎的葛丽泰·嘉宝、英格丽·褒曼，都是在10-20年代进入好莱坞的世界巨星。这种经典的成功叙事，今天还在不断上演。两年前，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艾丽西亚·维坎德也是一位瑞典女孩。

去年疫情期间，「极地光影」与「和观云影院」联手做了一场「药不能停：北欧黑色幽默电影赏」系列放映，放映了《一个叫欧文的男人决定去死》（2015）《我聘请了一位职业杀手》（1990）《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1989）， 这些都是在国际影坛上比较受关注的北欧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些片子，或者重温当时的映后文章。

曹柳莺：非常感谢凯梅给我们推荐了那么多北欧作品，如果大家对北欧电影感兴趣，请关注和观映像的公众号按名索骥。

?戳票根 穿越时光 重温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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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kimoo

编辑/排版：乔奔

主办方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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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上媒体对于本次「戛纳夏夜 解暑人生」线上展映的大力宣传，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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