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洪武十五年的重阳节，朱元璋携妻率队重游皇觉寺，当他看到巍峨壮丽的皇觉寺甚感欣喜，回忆起了当初从皇觉寺起家的种种艰辛历程：在濠州皇觉寺里，朱元璋是一个挑水做粗活的小和尚。寺庙佛性大师见他聪明伶俐，但人在佛前，却没有禅心，于是教他熟读史书。由于连连征战，灾荒频频，寺庙没有足够的粥供给众僧了，朱元璋只好云游四方，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讨饭生活。他几次饿昏倒地，被人救起。尽管食不裹腹，却暗察时态变迁；在元朝统治风雨飘摇之时，他断定这是乱世出英雄的大好机遇，于是投身郭子兴红巾军，做了郭子兴亲兵……[
《再看，朱元璋》
继2004年的《汉武大帝》后不久，陈宝国再度饰演《传奇皇帝朱元璋》，也算演绎了中华著名君王的二强！在当时一片历史剧热潮中，陈宝国也算和唐国强、陈道明同列！
当然，电视剧是个修改艺术，是个卖片艺术，完全据史，也苛求不得，更毋庸说，很多史料本身都有参考、推敲、多出之处！
前剧描绘的刘邦，阐述了很多，比如：
3、中华文化发展至今，其实早就已经不再独尊什么，而是黄老无为+儒家仁治+法家诈力......混合！
用剧中魏其侯窦婴（汉文帝皇后窦氏堂兄之子）之话就是：管它这个那个，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嘛！
若学而只有一，就像森林只有一种植物，必定因为无多样性而惨遭突变或者外敌入侵而毁！
更鲜明的是，从汉朝开始，中华民族大一统开创！而君王制度，儒家思维，也成型、成规、成血液！
发展至朱元璋，纵观全剧，其无疑是更加深入地维系君王思想，更加强制贯彻忠君体系，并不息通过养患、创造或者演绎出一幕幕反叛大戏，屠戮涉案人员！胡惟庸案、蓝玉案，被杀皆数以万计！
更极致，更超越刘邦的是，朱元璋“删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孔孟之道，孟轲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有“亚圣”之称。
不过孟子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原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历代的帝王，面对这些话不可能多么舒坦，不过他们更愿意装聋作哑，因为你孟子宣扬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这些话过不去？
然而，朱元璋却不干了。他读《孟子》，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时候，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能够说的话？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
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说：“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了一些，没有处罚钱唐，不久也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终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删孟为朱元璋在文化上搞专制主义的一例，他不仅把纵横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对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也百般挑剔。目的，无疑就是为了“中央集权”！
朱元璋在政治上搞独裁，通过废除丞相使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专权，有其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的温床，更是中华君王制度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文官集团，不断出现或明或暗，挑衅皇权至高的事件，在明朝一页中，也可堪称发展到极致！
朱元璋后世皇帝中，也屡见不鲜！这里充满了一个矛盾，那就是“皇帝的真正作用”
皇帝是国家的真正管理者？不，其实真实含义是：神秘象征！
----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看看正德皇帝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图---豹房腰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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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干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败伯颜猛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官中的妃嫔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官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人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因此，从根本而言，我国二千年历史延续，依靠的是一个孔孟之道为本的文官集团，而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皇帝！他们只是在历史变革或促进中，做过领头人而已！既然本位因素就是错位的，那皇权的真实体现与皇权的神秘象征意义之冲突，必然演绎出一幕幕所谓杀功臣和谋反闹剧！
从汉武大帝到洪武太祖，中华帝王制度的一部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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